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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乌市离休干部吴希江:烽火中的白衣战士

发布时间: 2019-08-16 作者/来源:

吴希江,男,1929年10月出生于山东省沂水县马站乡张家后沟村。1945年3月进入山东省警备四团,194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参加革命后,先后任通讯员、卫生员、医助、军医,参加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,荣立过三等功两次、四等功一次,多次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奖章。1955年从部队转业到浙江义乌工作,先后担任过苏溪卫生院院长、佛堂医院院长、义乌人民医院院长、义乌卫生科科长(主持工作)等职务。1984年12月办理离休手续。

 

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已经70周年了,我作为一名抗战老兵,从无数次的枪林弹雨中走过来,见证了烽火战场上的腥风血雨,见证了战场上生死相依的战友情义,更看清了日本鬼子丑恶的真实面貌。提起那段出生入死的岁月,70多年前的一切,我仍然历历在目、激动万分。

有点文化的我参加了革命

1929年10月,我出生在山东省沂水县马站乡张家后沟村,我在家中排行老三,上有2个哥哥,加上父母全家5口人。

过去有一句俗语叫做“穷文富武”,意思是说穷人家的孩子读书上学,富人家的孩子习武强身。练武对体力消耗很大,习武之人饭量也很大,穷人家的孩子都吃不饱饭,哪里还有体力去习武。

我父亲吴庆全虽然是个私塾先生,但由于连年战火,家里的生活还是与乡亲们一样入不敷出,我上面的两个哥哥没有读过书,是名副其实的睁眼瞎。看到我从小比较机灵,我的父亲勒紧裤腰带为我上学提供方便。当时,我们村子的学校被可恶的日本鬼子烧掉了,父亲就教我四书五经,农忙时我与哥哥们一起干活,农闲时父亲为我开小灶,教我读书识字,终于读完小学。在亲人的鼓励和无私帮助下,我肚子里的墨水越来越多,渐渐地知道了外面的世界,也知道了日寇的烧杀抢掠,心想总有一天要将强盗赶出中国。

后来,日本强盗的铁蹄踏进了我们美丽的家园,把村里的许多房子拆了修炮楼。惨无人道的日寇干尽了坏事,我和乡亲们一样,十分憎恨日本鬼子,总想把他们赶尽杀绝,还我美丽家园的那份宁静。

“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,一家人辛苦一年却所剩无几,吃不饱穿不暖,甚至靠吃野菜充饥,冬天一家人生着火过夜。这还不算,国民党还经常来抓壮丁,都是捆着去的,做牛做马,要骂就骂、要打就打,很多人因此累死或者被打死。对年轻人来说,当时只有起来反抗才有活路。”

为保卫家园,1945年初,17岁的我与一大批同龄人一起毅然参加了革命,给区委书记当了通讯员。3月份,区委书记推荐我到山东省警备四团(野战军序列)参军,成为抗日武装的一名小战士。当年的我又黑又瘦,人还没有汉阳造步枪高呢,就义无反顾走上了革命道路。

夜行120里路

由于我有点文化,警备四团领导让我到山东纵队66师196团卫生队学习战地包扎。我肯用心,虚心向老同志学习,想尽办法向书本学习,逐渐懂得一些人体医学原理和战地包扎技巧,整个人各方面进步比较快。

为了争取战斗的主动,我们的部队每天都会更换驻扎地点。即便是在没情况的时候,每天至少也要走二三十里的路程,夜行军走上百来里路更是家常便饭。那种累,没经历过的人是无法想象的。为了保密,行军时不准发出任何声音,身上要背枪支、米袋、药箱和背包,加起来至少二三十公斤,一路急走,往往走得上下都湿透,冬天凉风一吹,浑身直发抖。“有时停下来,倒在泥地里,马上就能睡着,哪怕只睡上5分钟也好。”

记得一次,我们部队要急行军偷袭120里路之外的敌人阵地,上级要求部队从头一天的8点钟开始到第二天的黎明前必须到达,也就是讲,在7个小时之内部队全体人员全副武装,一定要提前到达,难度还真不小。

我记得很清楚,那是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,风雨交加,泥泞的土路像油罐一样光滑,许多战友在摔跟头,但大家爬起来后继续赶路。那时候年纪轻,容易睡觉,但整个大环境又不允许你停下来好好地睡一觉,所以就强忍着,有时候一边走一边掐自己的大腿,刚开始还有一点作用,后来就麻痹了。到了后半夜,我们经常机械地跟着前面的战友,走着走着,眼睛就闭着睡觉,直到一下子在弯道、缺口等地方摔跟头了,人才清醒过来,浑身泥泞的我们继续前进。就这样,整整走了一夜,大家又饥又冷,没有怨言、没人叫苦。到了第二天,天刚蒙蒙亮,我们就提前到达阵地,许多人发现有的人像非洲人,满脸都是黑黑的泥巴,只有咧嘴一笑牙齿是白白的,而且每个人的脚板都有大大小小的“小钢炮”。有人曾经统计过,最多的一个人两只脚板上有20个血泡,更多的是血肉模糊,与鞋底粘在一起,一脱鞋子是钻心的痛。但我们顾不上疼痛,就立即投入到抢修工事的战斗中去,没有一个人叫过苦、喊过累。

比战士更苦的卫生员

我第一次上战场的情形,到现在都很清楚,印象特别深刻。1945年秋天,我们穿着刚刚发的军服,配合兄弟部队攻打由日伪军队占领的山东青州火车站。

战斗一打响,埋伏在高坡上的战士们利用地形地貌向敌人猛烈开火,一下子敌军死伤了一大片。我们的地方武装从敌人的侧翼发起攻击,使敌军腹背受敌、进退不得,只得撤退到火车站的站房里居高临下负隅顽抗。那时,枪炮声像我们现在过年时候的鞭炮一样在四周炸响,子弹像蝗虫一样从我们的身边嗖嗖穿过,在我们眼前打起一股股的尘土,炮弹炸起的泥土天女散花一样从天而降,满头满脑甚至嘴巴里都是土。好几次,炮弹炸起的石块狠狠地砸到我们的头上,头上起一个个大包。

战斗从上午一直持续到傍晚七八点钟。日军的装备非常精良,除了机枪、步枪外,还有一种掷弹筒,能将一颗颗炮弹打到对方的阵地上,功能和迫击炮差不多。双方展开了对峙。由于是交通枢纽,青州火车站便成了双方眼中的“高地”,也成了争夺的重点。我们全部人员都坚守在这里,日军连续三次冲锋都被击退,战斗相对激烈,双方人员均有伤亡。

面对疯狂恐怖的战场,说真的刚开始,我挺紧张的,毕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场面,心扑通扑通跳个不停。但看到战士们的勇敢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,我的胆子就大了不少,背上急救箱跟着往前冲。那个危险真是无法言语,总之战士能利用战壕、地形地貌来躲避,而我们卫生员宁可牺牲自己,也要及时抢救伤员,以保障部队的战斗力。

当时,一个比我大4岁与我关系很好的战友被敌人的炮弹炸得整个肚子都烂了,花花肠子都流了出来,鲜血染红了军装。但他一声不吭,尽管嘴唇咬破了,直到停止呼吸,还是不喊一声,真是了不起。后来,我转业到地方,每一年的清明、冬至,我都到烈士陵园遥遥祭奠我的那些兄弟、我的战友,我永远忘不了他们的音容笑貌。那时,战友的勇敢行为极大地鼓励了我,哪里有人受伤,我就冲到哪里,怕的念头都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尽管战斗很残酷,战友们伤亡很大,虽然自己年纪小,但还算机灵,也比较运气,有一种“初生牛犊不畏虎”的劲头,每次都能够有惊无险。最严重的一次是一颗子弹穿过左胸,与肺部相差一点点,与死神擦肩而过,伤口到现在还是很清楚,一遇阴雨天就隐隐作痛。

由于我当时个子不大,背着受伤的战友从阵地撤下来的时候,经常摔跟头,但为了及时救治战友,我咬着牙坚持,被大家称为战地红小鬼。最后,敌人大部分被我军消灭,重要战略要地青州火车站也被我军占领,此次战斗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,大长了抗日军民的斗志。

得到救治的日本兵拉响了手榴弹

在那次战斗中,我还亲眼看到了我们战友的人道主义精神,和鬼子的恶魔本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我想,这就是“正义之师必胜,野蛮之徒必亡”的真理吧。

经过几次拉锯战,我军占领了阵地,在打扫战场的时候,我们的战友发现了一个受重伤的日本兵。他已经奄奄一息,鲜血不断地往外流,如果不及时抢救,随时有生命危险。发现这一情况后,一名卫生员赶紧上去为他清理、包扎伤口,并且用担架将他抬到战地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治疗。想不到的是,那个受重伤的日本兵清醒过来之后,看到周围都是我们的战士,根本不管当时的情况,更不要说感谢我们的战友,顺手拉响了自己身上的手榴弹。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,我们一个勇敢的卫生员猛扑压倒在日本兵的身上。一声巨响,周围的战友得救了,可我们年轻的卫生员却光荣地牺牲了。看着敌人如此恩将仇报,气得我“嗷、嗷”大叫,从心底里恨透了日本鬼子。后来,我们在为受伤的俘虏清理、包扎伤口之前,一定要对其进行全面的检查,将其身上的枪支、匕首、手榴弹悉数进行收缴,从而保证双方的人身安全,防止他们狗急跳墙,大搞“武士道”行径。

抗日战争那些特殊的经历,是我一生的宝贵财富,也是我这么多年以来努力工作的源泉,更是我教育下一代向上向善的活生生的资料。看到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,我们的生活幸福美满,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,我感觉,没有以前的苦,就没有今天的甜。我们的下一代永远不能忘记流血牺牲的革命烈士,永远不能忘记为了新中国奋勇杀敌的革命前辈,永远不能忘记所有浴血奋战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。为了他们,我们必须更加努力,好好生活。